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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之死:大唐三百年乱局之源

凤凰新闻    2019-03-12 10:44:32

窦建德之死:大唐三百年乱局之源

田栋

引子:来之不易的重大胜利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唐高祖李渊迎来了太原起兵以来的最大胜利——接连平定了割据河南河北的王世充窦建德两大集团,“山东悉平”,李唐王朝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关键性胜利。

龙颜大悦,踌躇满志的李渊给此役第一功臣,也是他次子的秦王李世民降下手诏:“隋氏分崩,崤函隔绝。两雄合势,一朝清荡。……不忧其父,并汝功也。”(《旧唐书·太宗本纪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近一年苦战,终于取得胜利的李世民也喜出望外,他亲披黄金甲,率领万余重骑兵和三万甲士,押着王世充、窦建德两大“伪主”,连同不计其数的隋朝宫廷器物,一路敲锣打鼓凯旋回京。六月,隆重的献俘仪式在长安太庙举行,宣布大唐王朝基本完成了隋朝之后的重新统一。

唐太宗李世民

对手:东出潼关的两大障碍

李氏父子有理由高兴。

作为帝国东部两个最重要的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分别在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雄踞关中的李唐王朝东出潼关,定鼎天下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

王世充是西域胡人出身,因善于钻营、逢迎上意,很早就得到了隋炀帝的赏识,成为掌管隋炀帝江都行宫的江都宫监。隋末乱起,他以出色的军事才干和狠辣的处事风格崭露头角,先后镇压了余杭刘元晋、齐郡孟让、南阳卢明月等造反武装,深得隋炀帝倚重。

大业十三年,李密、翟让率领瓦岗军连破洛口、兴洛等粮仓,拥兵数十万会攻东都洛阳。面对越王杨侗的发来的告急文书,隋炀帝任命王世充率两万余江淮劲卒火速救援洛阳,王世充不久就成为各路援洛隋军总指挥,统一指挥对瓦岗军的战事。在旷日持久的对决中,王世充、李密在洛阳周边反复厮杀,互有胜负。直到后来,宇文化及率领骁果军发动江都宫变,杀死隋炀帝北返,李密接受了洛阳残隋小朝廷的招安,与逼近洛阳的宇文化及杀得两败俱伤。王世充抓住机会,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洛阳兵权,对内发动政变,杀掉了与自己作对的元文都、卢楚等文臣,将隋朝末代小皇帝杨侗控制在手里,对外趁李密的瓦岗军元气大伤,一举将其击垮,将李密帐下的裴仁基、单雄信、邴元真等瓦岗将领和部众收入囊中,实力大增。就这样,王世充一跃成为河南最大的实力派。不久,王世充废杀末帝杨侗,以郑为国号,建立了以洛阳为中心,囊括河南大片周县的割据政权,也成为李唐王朝东出争衡的头号劲敌。

隋末枭雄王世充

而窦建德的经历则更为传奇。

与王世充本为隋朝将领不同,窦建德原籍河北贝州,世代以务农为生。但他急公好义,解人危难,而且“少尚气侠,胆力过人”(《资治通鉴·隋纪七》),遂“大为乡党所称”(《旧唐书·窦建德传》)。如果生逢治世,窦建德很可能终老田舍、籍籍无名。然而不作不死的隋炀帝很快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而窦建德也因其素有的威望成为“二百人长”,走上了隋末风云变换的历史舞台。

同县人孙安祖因为家被洪水冲毁,妻子饿死,而官府依然把他拉入征召之列。孙安祖一怒之下杀死了县令,投奔窦建德。窦建德眼见民众困苦,官府残暴,预见到天下必将大乱,便指引孙安祖带领逃亡之人躲入水深林密、地形复杂的高鸡泊隐藏为盗。此后,当地官府怀疑窦建德与义军有勾连,便将窦建德一门老小斩尽杀绝,窦建德一怒之下,便带领手下的两百人投义军首领高士达麾下,与隋王朝为敌。

由于窦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因此在军中威信颇高,人人皆愿为他效死。甚至后来首领高士达也被窦建德的人品才干折服,任命窦建德为军司马,掌管兵权。窦建德大败前来征讨的涿州通守郭绚,并在高士达战死后自任将军,声势日渐浩大。窦建德一改诸路义军动辄杀害被俘隋朝官吏士绅的做法,“每获士绅,必加恩遇”,并将饶阳县长宋正本纳入麾下参与机谋,在河北广树威信,附近州县纷纷来降,因此迅速成为河北境内最大的割据势力。

大业十三年,窦建德于河北乐寿自称长乐王,建立政权。隋炀帝派遣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兵三万前来两河征讨窦建德、李密,面对气势汹汹的隋朝大军,窦建德亲率千余名敢死队员星夜兼程赶到河间七里井,趁大雾向薛世雄发起进攻,大获全胜,薛世雄只带着几百残兵遁逃。也因为薛世雄的大败,隋炀帝才改任王世充为两河隋军总指挥。此后,窦建德又兼并了同为河北义军的王须拔、魏刀儿等人的数万之众,成为河北地区最大的割据力量。窦建德为了减少树敌,谋求发展,一方面表面上以隋王朝为正朔,另一方面又以瓦岗军统帅李密为盟主,实际上保留独立性。直到江都宫变、李密败亡、王世充自立为帝后,才正式建号称帝,建立“夏”政权。

窦建德

至此,位于唐踞关中,夏占河北,郑有河南,隋王朝故土的腹心位置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唐王朝已渐次平定金城薛举、凉州李轨、河东刘武周等周边势力,政权得到巩固,但要向东出发,问鼎中原,则必须消灭这两大割据力量。

鏖战:剪灭双雄的惊世杰作

两大势力中,李唐王朝看出王世充虽然占据洛阳要冲,又携战胜李密的余威,但内部十分虚弱。主要是因为王世充“器度狭浅而多妄语,好为咒誓”,又“性猜忌,喜信谗言” (《资治通鉴·唐纪四》),导致众叛亲离。如骁将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豆卢达等先后降唐,悍将刘黑闼投奔窦建德,重臣裴仁基、裴行俨父子甚至策划“谋诛世充”,不幸被王世充发现而未果。王世充知道自己“众心日离”,便在洛阳大兴严刑峻法,命令如果全家逃亡,便诛杀四邻。即使出城砍柴,也要严加限制人数,把洛阳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正因为如此,李唐王朝果断将王世充作为首要打击目标。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率七总管十余万众从潼关东出,向洛阳进军。本为王世充麾下将领,现为唐军先锋的罗士信一马当先,包围洛阳以西军事重镇慈涧,王世充急忙率军三万前来救援。李世民身先士卒,左右开弓急射,郑军应弦而倒,慈涧告破。李世民趁胜指挥唐军分路进攻洛阳:行军总管史万宝部从宜阳进攻龙门,切断洛阳与襄阳的联系;刘德威部翻越太行山,围攻怀州,切段洛阳与东面虎牢之间的联系;右武卫将军王君廓从洛口断绝洛口仓往洛阳的运粮通道;怀州总管黄君汉率部南下河阴,切段洛阳与东南地区的联络;李世民则亲率唐军主力,屯驻洛阳北面的北邙山,诸路唐军营寨相连,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

自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礼部尚书杨玄感造反算起,东都洛阳已经连续七年处在隋末乱局的漩涡之中。但凭着坚固的城池、周边硕大的粮仓和往来不绝的隋朝机动兵团,洛阳虽然屡遭艰险,但终究还是抵挡住了杨玄感、李密等轮番围攻。正基于此,王世充起初还幻想李世民能止步于洛阳坚城之下,因而拼死抵抗。然而时移势易,王世充的洛阳小朝廷已是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共州县令唐纲和邓州豪杰相继执杀窦建德和王世充委派的刺史向唐朝投降,王世充任命的显州总管田瓒率所属二十五州降唐,而尉州刺史时德叡则率所属杞、夏、陈、随等七州降唐。而此时,王世充亲率万骑与李世民大战于邙山,结果却是大败,王世充只身逃回,至此,总攻洛阳的时机已经成熟。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二月,李世民指挥各路唐军向洛阳宫城发动进攻,而王世充也凭借洛阳坚固的城池作殊死抵抗。唐军专门建造了攻城大炮,可将五十多斤重的石块抛出二百多部,“八弓弩箭”大如车轮,箭镞大如巨斧,射击距离五百多步。虽然唐军装备精良,士气旺盛,但“四面攻之,昼夜不息”,依然“旬馀不克”(《资治通鉴·唐纪四》)。面对部分将士产生的厌战情绪,李世民明白,洛阳周边大部分州县已为唐军所有,洛阳孤城一座,势不能久,万不可轻言放弃,因此下令“敢言班师者斩!”双方攻防进入空前激烈的白热化阶段。

虽然王世充与河北的窦建德多有龃龉,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此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王世充一面继续抵抗,一面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权衡利弊,不愿唐军攻灭王世充后把自己作为下一个目标,当即“许以赴援”。当然,窦建德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目前唐军主力围攻洛阳,如果此时出手,夏军和郑军里应外合,唐军必破。届时唐郑已两败俱伤,自己则可坐收渔利。窦建德随即亲率精兵十万,火速南下援救洛阳。王世充闻讯大喜,派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所部与窦建德汇合,合兵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屯军虎牢以东,与唐军对峙。

在洛阳久攻不克,窦建德又率军来援的严峻形势下,唐军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李世民部将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认为唐军疲惫,洛阳一时又难以攻克,此时夏军来袭,唐军势必难以抵挡,不如暂时退兵,另寻战机。宋州刺史郭孝恪和记室薛收坚决反对,认为王世充城坚池深,士卒精锐,但目前困难在于粮食短缺,难以为继。如果郑夏联合,窦建德以河北之粮接济王世充,此次洛阳之战就会前功尽弃。

李世民果断采纳了后者建议,命屈突通和齐王李元吉继续率领主力围攻洛阳,自己则率领精锐的三千五百名骑兵直趋虎牢。李世民利用熟悉地形,士卒精锐的优势,对窦建德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皆取得胜利。同时又派精骑千余袭击了郑军粮道,遂将窦建德牢牢牵制在虎牢一线,使其难以入援洛阳。

其间,窦建德谋臣凌敬曾建议窦建德迅速度过黄河,进攻李唐王朝的怀州、河阳,翻越太行山,进占上党。这样既能拓展夏政权势力范围,增加兵力,又能敲山震虎,威胁关中,迫使唐军回援,洛阳之围则可不攻自破。但窦建德认为洛阳已危在旦夕,如果此时舍之北去,是胆怯之举,遂弃之不用。

李世民看出了窦建德人数虽多,但未经大战,反应力和战斗力偏弱,抓住战机,率领精锐的玄甲军发动了对窦建德的“斩首行动”。武德四年五月一日,李世民亲衰骑兵主力,攻入窦建德大营,左冲右突,夏军登时大乱。与此同时,李世民命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人直插敌后,亮出唐军旗帜。夏军将士望见唐旗,以为后路已被唐军截断,遂全线崩溃。窦建德此时正与众将商议军情,猝不及防之下进行了一番抵抗,便被李世民生擒。就这样,稀里糊涂之间,赫赫河北义军首领窦建德连同相继投降的五万多夏军官兵,一起成了李世民的阶下之囚。

虎牢关之战示意图

李世民取得了虎牢之战的胜利,立即回军洛阳,继续围攻王世充。在洛阳城头,王世充望着被绑在城下的窦建德,相对而泣之间,知道解围希望已经完全破灭。看到大势已去,又得到李世民“许臣不死”的允诺,只能开城投降。李世民率领唐军,终于进入了东都洛阳,也标志着河南河北的大片区域,正式划归唐王朝版图。这便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究底:白手起家的乱世枭雄

王世充、窦建德被押解到长安后,唐高祖李渊历数王世充之罪,但碍于李世民已经承诺饶他不死,遂将王世充一家流放蜀地。王世充在路上被仇家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独孤修是不是受了李渊的暗示不得而知,但再不能对唐王朝构成威胁却是事实。而对窦建德,李渊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下令斩于长安,窦建德至此结束了四十九岁的生命。

志得意满的李渊根本没有想到,对窦建德相对简单的处置,却间接开启了此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乱局。

分析窦建德的失败过程不难发现,唐军能够迅速实施“斩首”,除了因为李世民有于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和气魄外,多少也有运气的成分。

在河南河北两大割据势力之中,王世充虽然占据洛阳政权的控制权,但他赖以起家的,乃是两万多江淮劲卒。属于南方势力客居中原,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同为洛阳小朝廷“七贵”的元文都、卢楚,以及后来的裴仁基、裴行俨父子都曾计划除掉王世充便是明证。

为了巩固统治,也由于自身的残忍猜忌,王世充在其势力范围,特别是在洛阳城中严刑峻法,广兴大狱,严令一人逃往,全家受戮,连出征在外的将领家属都要被囚禁,防治将领投敌,结果落得个民心丧尽、众叛亲离的结果。这也成为王世充迅速败亡的一大原因。

相比之下,窦建德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素重信义而声名在外,最后落草高鸡泊,颇有点后世宋江统领梁山好汉的意味,因此在河北群雄间威望颇高。在与隋王朝的一系列较量中,他还招贤纳士,收买人心,蚕食鲸吞,摔打出了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忠诚军队,成为统治河北的重要基础。史载“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旧唐书·窦建德传》),自己也不喜奢靡,每顿饭只吃蔬菜和粗米饭,所使用的婢妾也只有十几人。消灭宇文化及后得到的隋朝数千宫女,也全部遣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就连后来的胜利者,唐高祖李渊,也早已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中。连嫔妃的家属,也能凭借李渊的宠爱与李世民麾下的功臣集团发生龃龉。而李渊诸子,也和后宫嫔妃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玄武门之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比之下,在隋末唐初的群雄中,窦建德的道德完人形象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这也为窦建德赢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河北“郡县官人莫不争归附”,从称王到建政,窦建德也是按部就班、顺风顺水。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突厥对窦建德政权的支持也不容忽视。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突厥趁机做大,意欲南侵。薛举、梁师都、刘武周,甚至是唐高祖李渊,或受到突厥的直接支持,或接受其封号,或多或少成为突厥经略中原的工具。突厥也成为陷入分裂混战的中原王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这中间,窦建德也想办法取得突厥支持,保证北部边境安全。

隋朝义成公主早年嫁于突厥,窦建德打着为隋炀帝报仇的旗号击破宇文化及后,突厥即遣使迎接被窦建德解救出来的萧皇后,窦建德便“勒兵千余骑送之入蕃”,从此“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李世民大军围攻洛阳王世充,窦建德兴兵救援,谋臣凌敬建言舍洛阳而西渡黄河,翻越太行,进攻李唐赖以起家的河东之地,以收围魏救赵之效。窦建德妻子也建议引突厥力量向西包抄关中,所幸窦建德没有采纳,否则,关中腹地将不为李唐所有。而后来窦建德部将刘黑闼作乱,也一度凭借突厥力量几乎恢复了窦建德的全部地盘,成为让李唐王朝头疼不已的心腹大患。

因此,对民心丧尽的王世充政权,尽可以诛杀其首脑。但如果同样干脆杀掉窦建德,则可能在整个河北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利后果。然而,唐高祖李渊显然被李世民一战而擒窦建德的战绩蒙蔽了双眼,低估了窦建德集团的潜在实力和反抗意愿,不仅将窦建德明正斩首示众,而且一纸命令便要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王小胡等窦建德部将强征到长安。加上此前由于这些将领藏匿宝货,为害乡里,唐朝政府只是简单“以法绳之,或加捶挞”,让这些将领惊惧不已,既痛感“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资治通鉴·唐纪五》),又唯恐进入长安后遭遇不测,遂决定重新起兵造反。

复叛:轻躁妄为的惨重代价

李渊很快为自己的轻躁妄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当年七月,窦建德一干将领杀掉了不愿带头举事的建德故将刘雅,找到了先为王世充手下骁将,后投到窦建德麾下的汉东公刘黑闼,请他为主,正式举兵反叛。

继窦建德而起的刘黑闼

此时的刘黑闼,正以回乡务农为名等待时机,韬光养晦,见此情景正中下怀,立刻杀掉耕牛款待众人,并拉起了数百人的队伍袭占漳南县为乱。刘黑闼又大败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尽收其器械及余众二千人。七月十九日,刘黑闼在贝州漳南设坛,祭奠窦建德,自称大将军,正式与唐王朝分庭抗礼。

李渊急忙从关中征发步骑三千赴援,又令驻洺州将领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及幽州总管罗艺率部联合讨伐刘黑闼。而刘黑闼这边攻势更加凌厉,起兵不到一个月,就攻陷重镇历亭,俘杀唐屯卫将军王行敏。没过几天,唐兖州总管、原王世充部将徐圆朗叛乱响应,囚捕唐将盛彦师,被刘黑闼任命为大行台元帅。至此,兗、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强皆举兵响应,局势愈加糜烂。

李渊眼见河北州郡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赶紧派出淮安王李神通,率关中精兵东出冀州与罗艺部汇合。但刘黑闼趁风雪大作,以劣势兵力连败李罗两部,李神通“士马军资失亡三分之二”。刘黑闼“兵势大振”,随即攻略河北多地州郡,与叛唐自立的蔚州总管高开道及突厥骑兵遥相呼应,河北北部的恒、定、幽、易等州也“咸被其患”。

仅用半年时间,刘黑闼就自称汉东王,“尽复建德旧境”。史书记载,刘黑闼“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资治通鉴·唐纪六》),一个比窦建德更难对付的河北政权出现在了李唐王朝面前。

河北一败涂地,唐高祖李渊被迫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军征讨。武德五年正月八日,李世民率军抵达获嘉。刘黑闼闻讯,放弃相州,退保洺州。李世民和刘黑闼就围绕洺州、洺水进行了六十多日的反复争夺,期间李世民麾下勇将罗士信还被刘黑闼所杀,损失惨重。最终,李世民命唐军掘开堤坝,洺水汹涌而来,才溺死刘黑闼所部数千人,趁势将其击败。刘黑闼仅带着范愿等二百余骑逃归突厥,于是,“山东平,秦王还”。

然而没过多久,刘黑闼就借突厥支持卷土重来,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又举兵作乱,群起响应。而与前次不同的是,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数十万一同南下,大举入侵并州、原州,对唐军侧翼进行牵制,“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刘黑闼趁机南下,连克瀛州、贝州、冀州等地,李渊只好一面向突厥乞和,一面派淮阳王李道玄、原国公史万宝征讨刘黑闼,结果却是“王师败绩,道玄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旧唐书·刘黑闼传》)。一时间“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

河北州郡再度易手,李渊连忙派齐王李元吉率军平乱,结果李元吉惧怕刘黑闼势大,“迟留不进”,李渊无奈,只得再派出太子李建成接替李元吉为唐军统帅。李建成督军进讨,终于在馆陶大败刘黑闼,后又在永济渠取得胜利,最终,刘黑闼自己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反戈一击,将刘黑闼捆绑送给了李建成。刘黑闼和其弟刘十善一并被斩首于洺州,河北才告最终平定。

根源:历史重心的深刻位移

在唐王朝剪灭群雄、一统天下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生过李密、辅公祏等人降而复叛的情况,但像河北这样,窦建德、刘黑闼两度割据,河北三次易手的非常事件却实属首次。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唐高祖李渊三个最富才干的儿子分别领兵征讨同一个对象,这在唐朝开国史中更属空前绝后,河北形势之复杂、实力之强劲、反抗之剧烈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会这样?

笔者认为,这和隋唐易代时期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隋王朝统一天下后,文帝炀帝两朝为了弥合数百年分裂造成的地域鸿沟,非常重视对以河北河南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经营。尤其是营建东都,并在洛阳周边兴建了洛口、兴洛等储量巨大的粮仓,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隋文帝还派遣重臣柳彧持节巡视“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馀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隋书·柳彧传》)关中每遇粮荒,隋文帝还要亲率数十万吏民百姓到洛阳“就食”。

隋朝运河和粮仓示意图

隋炀帝更是兴建了大运河,将南方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及周边地区,南北方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而两河在帝国版图中的地位也日渐上升。虽然从西魏、北周,再到隋唐的统治基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心是在关中和长安,但在隋末乱局中,大量牵制和消灭隋军主力的,并不是位于帝国割据帝国北部、西北部的刘武周、薛举、梁师都、李轨、李渊,而是崛起于东部的杨玄感、李密、窦建德、杜伏威、辅公祏。尤其是河北窦建德、河南李密瓦岗军、江淮杜伏威,成为最终推倒隋王朝统治基础的“三驾马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唐王朝虽然因为拥有了关中和长安,才得以东出潼关,统一天下,但这只是在东部各势力彼此内耗之后坐收渔利的结果。关中地区对东部割据力量,并不存在实力碾压的优势。从两河到江淮,整个东部地区已经成为隋唐帝国全新的战争舞台和历史重心,而以窦建德、翟让为代表的东部平民阶层,也将取代西部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权地位。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河北还是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交往要冲。两晋以降,匈奴、鲜卑、突厥、奚等民族便纷至沓来,河北地区民族和文化构成日益复杂。隋朝末年,中原王朝衰落,突厥等外族便将河北地区作为重点渗透地区,实力迅速壮大。史载此时突厥“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新唐书·突厥传》)在突厥的支持和影响下,河北民风日渐彪悍桀骜,这也是从窦建德到刘黑闼,唐王朝始终无法驯服河北的一大原因。

对河北窦建德集团处置不当及后来的政策错位,给唐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困局。

一个直接而最具危害性的结果,就是唐王朝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大势的演变趋势,继续执着的实施关中本位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执行东守西进、内重外轻的策略。

所谓内重外轻,就是将全国六百多个军府中近一半的兵力部署在关中,以拱卫首都安全,而在河北地区则实施消极的保守政策。唐朝建都长安,以长安和关中为核心,周边有西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强大民族,为保卫首都安全,也为开疆拓土,西北自然成为帝国经略重点。太宗到高宗前期,除了唐军攻灭东突厥,征服高丽,再难看到唐王朝对东北边疆的征服,帝国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西北地区征服。

灭亡西突厥、灭亡高昌、降服吐谷浑、遏制吐蕃扩张,一连串胜利奠定了唐朝皇帝从东北亚到中亚的“天可汗”地位,但在帝国真正的重心,以河北为代表的东北部地区,唐王朝却用力不多,防御较为薄弱。东突厥灭亡后,突厥降户大量内附。本着怀柔初衷,唐太宗“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旧部。”(《新唐书·突厥传》)

大量突厥和其他少数民族部众被迁徙到了河北中部和北部。唐王朝本希望教化其民,让他们放弃游牧,过上农耕生活,但大量胡族民众的渗入,使河北地区胡化加剧,汉风渐去,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好勇斗狠,骁勇尚武的民风。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唐朝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日渐缩水,越来越难以应对河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不得已更多依靠在河北地区设置节度使来负责对外防务。就这样,位于河北中北部的范阳、平卢崛起成为帝国东北部两大军事重镇,而从节度使到基层士兵,也多有胡人充任。

随着唐王朝中央权力的衰落,藩镇,逐渐从帝国边疆的开拓者和保卫者,演变成了帝国安全的威胁者和破坏者。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举兵造反,率契丹、奚、同罗等族十五万大军南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经过八年苦战,唐王朝倾举国之力,终于平定叛乱,但从此国力耗尽,一蹶不振,帝国前期在东北、西北各民族博弈中取得的优势不复存在——吐蕃甚至一度攻入长安城内,册立傀儡皇帝,“天可汗”的颜面被异族踏得粉碎。

安史之乱

而关中和长安,在政治和军事上,已经从帝国的稳固后方变成了对抗西北异族的前线;在经济上,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匮乏,已经从自给自足变成了仰赖东南地区的运河补给,成为帝国的沉重负担。唐朝以后,关中的战略资源消耗殆尽,长安也再也没有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心和统治重心,都随着大运河的开发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其主要外部威胁,也从西部的突厥、回鹘、吐蕃,转移到了东北的契丹、蒙古和女真。而安史之乱平定后,策源地河北并没有重回唐王朝控制,反而被表面上归顺的安史叛将们瓜分,成为赋税不纳,自立为王的国中之国。藩镇之祸从此如溃疡般反复发作,直到唐朝灭亡。

余绪:手足相残的悲剧宿命

对窦建德、刘黑闼集团的反复战争还带来了一个附带结果,就是激化了李唐王朝内部矛盾,直接促成了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在李唐王朝太原起家,定鼎关中,消灭群雄的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各有功劳,但以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许诺:“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资治通鉴·唐纪六》),后来李世民虽然固辞而止,但随着权力的扩大和功劳的累积,这个许诺无疑激起了李世民的夺位野心。

虎牢之战,李世民力克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劲敌,风头一时无两,这也难免引起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的猜忌。眼见被弟弟李世民赶到突厥的刘黑闼又卷土重来,此时还是太子洗马的魏徽劝说李建成:“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是以年长位居东宫,并没有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人数也不满万,如果以大军临之,肯定能够消灭。殿下应该争取机会带兵出征,求取功名,同时结纳山东豪杰,才可以坐稳太子之位。”由是“太子乃请行于上”(《资治通鉴·唐纪六》)。李渊为了遏制李世民的功劳和权力,全然不顾李世民先前征讨刘黑闼的辛劳,把平定河北当做太子坐稳权力宝座的砝码,便同意李建成率兵征讨刘黑闼,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然而,各自立有大功的兄弟二人更加水火不容。从此,双方各树党羽,暗中使劲,四年之后,一场惊天之变在玄武门上演。李世民杀掉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建成,成为皇位争夺的最后胜利者。玄武门之变还在唐王朝历史上首开恶例,事实上宣告藩王可以以武力争夺皇位。从此,宫廷政变如厉鬼附体般在唐王朝反复上演。

玄武门之变

太宗即位后,深恐儿子们效仿自己,再来一场“玄武门之变”,遂将斗争激烈的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同时废黜,立性格懦弱的晋王李治为太子。哪知李治太过懦弱,江山最终被自己的皇后武则天抢夺。

武则天死后,经过一系列政变、兵变,天下又重回李唐之手,但王朝梦魇并没有结束。安史之乱爆发,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为唐肃宗,遥尊远在蜀中,毫不知情的唐玄宗为太上皇。从此,“灵武故事”成了太子抢班夺权的代名词。

肃宗李亨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武将,遂以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为将,主持平定叛乱。李倓功勋卓著,但得罪了权宦李辅国、肃宗皇后张良娣,二人遂向肃宗诬告李倓意图谋害太子(即之前的广平王李俶)篡位。肃宗听信谗言,将李倓赐死,致使朝臣一片哗然。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鉴于绵延百多年的皇子争位导致的朝政动荡,鲜有派皇子出征的事例。但同时,皇室衰微,唐王朝又陷入了朝廷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泥淖之中,直到灭亡。

历史记载,直到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河北地区还有民众在祭奠窦建德。窦建德竟以这种方式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动荡相始终,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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